没有你 良辰美景可与何人说。 Without you,who would I admire all the beautiful things with.

记高仓健

年初去日本考察美术馆,趁便在东京与徐富造先生聚会,他说不巧,高仓在北海道拍戏,这次见不成了。转眼年底,高仓健走了,我即与富造兄通话。他说其实年初高仓即已住院,老头子曾想溜出病房和我碰头,医生劝阻了,富造遂不忍告诉我。这时他哭起来:“丹青啊,以后我带你去看他,他在家乡福冈的一棵大树下选好了坟墓。”

富造兄是上海老知青,父亲侨居东京,后来即办他过去,教他开餐馆。今富造兄位于港区的餐馆已是日本皇室成员光顾的名店。他去东京时,《追捕》尚未在大陆公映,他在父亲餐馆的屏风后,时时窥看这位常来就餐的演员。其时高仓正当盛年,独身,没有儿女,以他在日本的大名,出行交友,诸多不便,日后却和富造成了莫逆之交。在自家楼面,富造特意腾出第四层权做高仓时来走动的“家”,高仓的六十岁生日,便在那里度过,富造给我看照片,只见高仓含笑站着,富造夫妇与三位儿女均擅演奏,各人操一乐器,为他庆生。

张艺谋请高仓出演《千里走单骑》时,老人年逾七十,出行中国,左右不离富造。2007年,高仓闻知艺谋在弄奥运会开幕式,特意去传统作坊定制了一对刀剑,装木盒里,远道送来北京给艺谋壮色,全程仍由富造兄陪同——后来这木盒就搁在办公室,直到开幕式小组散伙——那天我在办公室正听艺谋瞎聊,门开了,俩老男人怯生生站那儿,艺谋起身迎过去,同时听得有人轻声说:高仓健。

谁曾忽然撞见三十多年前见过的银幕明星吗?我完全没认出,而是,缓缓想起他来。他见老了,浓眉倒挂着,已见灰白,像是我的哪位叔伯或姨夫。他俩停留的半小时内,高仓始终害羞而恭谨地站着,因了语言隔阂,没人与他说话。木盒开启时,众人凑过去看,他移步退后,正站我左侧,我试以英语问候,他即应答,于是交谈片刻。告辞时,大家在走道里拥着他轮流合影,我就走开,不料高仓忙完,越过人群,轻拉我的手腕,过去合影。

翌日继续开会。午间,富造兄拨来电话,开腔便是沪语,嘻嘻哈哈。老知青是片刻即熟的,富造笑说插队落户的往事,居然记得我在70年代美展的画,又说老头子昨夜回了宾馆感慨道:这样地来一趟,为什么只有那个黑衣人说了那句话?我问哪句,他说是“what a story!”(怎样的故事啊)。那不过是英语的场面应酬,听高仓专程送剑,我便随口一说,老人当真了。

艺谋会用人,十月,他递我几枚高仓的影剧照片,说是老头儿生日,画个素描送他吧,他回去后还念叨你。我一愣,也就涂抹了,交给他。不久富造来电话,说是高仓一定要我去东京时再见。也巧,女儿正有翌年去东京谋职的计划,他即要了孩子的电话。来年女儿落户东京,旋即告知,老头子和富造很客气地招待她:“哎呀,以后再不去了!好正式啊!” 是的,日本式的待人的郑重,我也害怕。富造却是开心极了,一叠声说:“你放心好了,高仓说,以后就做你女儿的保镖。”我心下叫苦:看来高仓是个孤单的老人。

四月间陪了母亲到东京看女儿,便在富造的那个四层与高仓又见面了。他仍是笔直地站着,候在门后,脸上的意思,真好似等来什么老朋友。我想想好笑,一面之交,老头子何至于这么高兴呢。但我也高兴的,不为他是高仓健,而是难得就近观察一位伟大而垂老的演员。

那个长长的下午,我能记得的片刻是逗他谈电影,他说,他鼎鼎佩服的大演员,是美国的罗伯特·德尼罗。我说达斯汀·霍夫曼、艾尔·帕西诺,都厉害呀,老头子正了脸色,把嗓音弄粗了,连连说:“喔……no one! no one can be like him!”那一瞬,他显然没想到自己也是大演员,却忽然像极了他扮演的角色,露出忠诚到发倔的模样,眉心拧巴起来。我们一部部数落德尼罗的电影,却没有贝托鲁奇的《1900年》。我说,德尼罗在那部片子里年轻得一塌糊涂。高仓的眉心又拧巴起来,渐渐对自己生气的样子:“耶……?”他拖长声音说:“我怎么不知道?”旋即起身给助手电话,自然,换了日语,富造立即解释:他要手下马上弄到《1900年》的碟片。事后得知,日本电影商不愿进口三小时以上的电影。

傍午,母亲倦了,被富造兄引进内室的沙发歇息。当我们张罗靠枕毛毯之际,高仓一直欠身注意着,似乎想来相帮而止于礼。那次女儿籍故不肯来,黄昏我们告辞离去。一家人夜饭后才回宾馆,跑堂叫住我,说有人找。谁呢,返身出去,是高仓站在街沿他的车旁:我立即想起他曾顺口问我住在哪个宾馆,看来早已想好单独再来。“你的母亲,可好?”他变得像在电影里似的,一脸的情况,仿佛事态很严重。我说,很好。这时他做了个难以看清的迅速的动作,从左腕褪下手表,直视我,不说话,如做黑市交易般低低地攥着,几乎触到我的手。我很难忘记那一刻:他忽然变得活像北京地面的家伙,眼神分明是说:“哥们儿,您要是不收……”待我迟疑接过,他周身一松,如所有日本男人那样猛一低头,算是告辞,上车后迅即摇下车窗,射来忠心耿耿的一瞥。

小时候,沪上常有家境好的孩子动辄拿了家里的好东西送人,换取友谊。高仓的馈赠竟使我想起那些小孩,想到时,自知不敬。那年他致送艺谋宝剑,显然十二分享受袭击般的馈赠;他又显然羡慕着我尚能侍奉老母,以致非要摘下錶来才能安顿他的温柔。看来他在银幕上无数义气凛然的片刻,并非演技,而是真心,抑或,漫长的演艺久已进入他的日常,他要在过于孤独的晚岁——就像他老是形单影只的角色那样——时时找寻自己的侠骨柔肠。

可怜高仓不知道我毫不懂錶,已近四十年没有戴錶的习惯。我给了父亲,父亲说那是他私人版的劳力士錶,錶背刻着“高仓健2007”,我竟糊涂到未经查看。此后他年年寄来贺卡,我第一次看见信封上的日本式称谓:“陈丹青 样”。寄贺卡倒是在国外的寻常经验,不至于感动到惊慌,可他居然两次寄我冬衣:一件灰黑色羽绒衣,一件深棕色皮衣,想必贵极了,那皮摸着有如人的肌肤,神奇的是,正好合身。我回赠了一件小小的我所画的唐代书贴写生,他特意站画前拍个照寄我,一脸耿耿,活像将要出征的廉颇。近年每岁入冬,我会抱歉似地穿上那件皮衣——实在暖和而轻便——走入北京的尘埃,心里想:老头子哎,可别再寄啦!

此后我没再见过高仓先生。女儿也刻意逃避她的保镖,仅在两位老人的再三坚请下,去过一两回。这些天据说媒体连番出现纪念高仓健的版面,可见几代人记得他,爱敬他。但所有巨星与爱他的人群,总是彼此隔开的。艺谋说,高仓难得露面,总有他的影迷远远鞠躬致敬,并不上前,各地黑道若是探知他的到临,会自行远距离为他设岗,虽无必要,而引为乐事。我不知道有哪种人像电影明星那样,在真身与角色之间,永难得到平实的解读。倘若高仓老母健在,妻儿环绕,他仍会活在明星的被迫的孤寂中,而况他的晚年,果真孓然一身。

算来我与高仓的面见,总共不到六七小时。他出演的片子,我只看过《追捕》与《远山的呼唤》。后者真正动人,1990年代末重看,仍是奋然落泪。在这两部电影中,高仓都是令人心疼的硬汉,沉默的人,中国说法,即“打落牙齿和血吞”:这是最为迷人的银幕类型,国内的电影,迄今不见独擅此道的大演员。往后我想看看高仓的其他角色:流氓、黑帮、情种……近日第六频道最近接连播放了《追捕》与《远山的呼唤》,两部电影都见老了。高仓的新作,也是他的绝响,是成于2012年的《致亲爱的你》,前些天特意看,平淡质朴,演来不见半点做作,我看着,历历如见我所认识的那位高仓。此片摄制的上一年,日本地震,我曾去电话问安,老人语音苍苍:我好的,我好的,你呢?

现在高仓死了,我才想到去了解他,也由此而念及电影与民族的关系。欧美电影不论,中国人对苏联和印度的电影与明星,固有所欢,但日本的故事、日本的容颜,有那么一种滋味,似乎在电影里更得中国的人心。什么缘故呢,我说不圆,所谓同文同种,并非恰切的说法,我们迄今难以摆脱的怨仇,总归来自日本,或许,惟其如此,在历史的阴影中,中日相好的一面,如幽微的光亮,明灭其间。多少民国的大人物有着一位日本妻子,或是情人,又多少日本的女子嫁与中国人,从一而终,但我们很少会去想想这些故事的深处。开放后的中国青年,如今渐渐凝固了单面的日本印象:要么追慕那里的时尚,要么便是仇视。我记得1960年代周恩来做主玉成中日少年联欢节,是战后头一次日本民间派小朋友来访中国,纪录片拍下了这样的场面:两国孩子在火车站分别时,抱成一团,哇哇大哭,拉扯着,不肯分开。在日后的影视作品中,中日观众有着更为广泛而彼此无需避讳的心理缘分,近年韩国影视起来后,日本电影的魅力渐次褪色了,然而仍有无意彰显的人群,沉迷日剧,什么原因呢,我也不知。以我所知,两位日本的绝代佳人而为中国百姓所牵念者,一远一近,一雌一雄,是今年先后辞世的李香兰与高仓健。

高仓生涯的最后一位腻友,也是中国人,高仓暮年的故事,在富造先生那里。那天通话,六十三岁的富造哭泣始终。我真有点不愿相信临终的高仓仍然记得我,如我一直愿意相信高仓对这两面之交的家伙出以真心,只因寂寞——富造兄哽咽着说,末一次见高仓,老头子说:转告丹青,他是个画家,还是尽量不要谈论政治。

2014年11月26日写在北京(此篇为完整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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